从1998年8月24日《今晚报》得读马斗全先生《未继承父业者慎勿整理父亲遗稿》，对《陈寅恪诗集》、《吴宓日记》两书提出批评。两书之整理，虽未知其详，亦略有所闻，在此愿拉杂一谈。
陈先生晚岁在广州，有黄萱先生长期相助，大都限于学校职务范围以内之事。初兼教学研究两方面；及先生无端遭“误人子弟”、“贻误青年”之谤，愤谢教课，黄先生专助先生研究撰著工作。至于先生平生诗文之整理，先生盖认为属于私事，不应假公职人员之力为之。
在搜集旧著时，力有不及，或托诸友生。如《狐臭与胡臭》一文，曾刊在清华中文系一刊物上。1964年秋，周一良先生因事南来，特探望先生，因以搜寻此文相托。当时清华图书馆毕树棠先生，从二十年代即专司本馆中外杂志之管理，竟遍觅不得。此文刊出值卢沟变起前夕，曾否入藏，毕先生已难追忆。周先生转而他求，最后从出版时在系中任教之余冠英先生处得之。今收入《寒柳堂集》中。先生旧作当然不至篇篇如此，仅此一端，当时困难情状，亦可想见矣。
陈先生遗诗，所历坎坷尤甚。先生诗篇每不留稿，追录綦难。蒋天枢先生来广州，写一部分，归途失窃。陈师母清录全稿，遭掠夺后未归还。流求乘公务之余，美延以病弱之躯，奔走南北，得有今集之出版。个中艰辛，实难共喻。书经三次印刷，错误略有增减；其中明显误处，以笔者所见，略举数例。（初印本未在手边，页数行数，仅举二三印本）
目录页11行13、正文页74行2：“乙酉”误“丙戌”。（三次印均误）
正文页20行2：“费”误“废”。（三印均误）
正文页32行3：“里”误“?”（初印不误，二三印均误）
正文页92行7：“?”误“芋”（三印均误）
版权页·编者名次：“陈美延”误列“陈流求”前。（三印均误，页182行2均不误）
其致误原因，读者当能剖析。
复次，马先生谓：“‘王前卢后’为‘卢前王后’之误。”似尚可商。唐初有“四杰”之称，以“王杨卢骆”为序。杨闻之，谓人曰：“吾愧在卢前，耻居王后。”其序次当为“卢杨王骆”。后来，张说谓杨“既优于卢，亦不减王。”并谓杨口称“‘耻居王后’，信然；‘愧居卢前’，谦也。”若依此，当为“杨卢王骆”。而杜甫诗有“杨王卢骆当时体”之句。经过杨炯这一闹，一种序列变成四种，即（1）王杨卢骆（王前卢后），（2）卢杨王骆（卢前王后），（3）杨卢王骆（杨前王后），（4）杨王卢骆（杨前卢后）。唐初“四杰”只委曲了骆宾王，使他始终稳居排尾，只好“敬陪末坐”。其余三人则折腾得不亦乐乎。杨炯有知，看到如此局面，也要后悔当初不该“争坐位”了。陈先生亦深感困扰，只有慨叹一声“费评量”了。有了后三个字，前四字里谁先谁后也就无关重要了。何况书中二者并存，已给读者留下推敲余地，似可不视为误？笔者只是望文生义，尚祈马先生及诸位读者指正。
吴宓先生，学渊博而性笃厚。自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，即不断受轻薄文人之揶揄。及至晚岁，遭际之酷，视陈先生尤甚。整理遗作，更为不易。即以《日记》而论，整理者于文中涉及之人与事，尽可能都作注。此事看来也是应有之笔，可是不注亦莫可奈何，而注出对读者却有莫大便利。
往者侍先生坐，先生偶提到一位教授，一时未听清，似为夏姓，几十年蓄疑不解。今从第6册第117页见之，其人为夏元王栗。多年宿疑，一旦得之，喜出望外。
又如世人受流行报刊误导，于吴先生每多误解，笔者曾为文有所申明。为知情者所见，多承认可，并提供其切身感受，惜语焉未详。今从日记中始得其原委，且可互相印证补充。尤为欣慰。
再以一例证之。日记中有“张志岳”之名，此人为笔者病友，后又在校中宿舍同住一年。卢沟变起，遂离散。日寇投降又一度通问。以后迁徙无定，不复相知。解放后曾在肆间得其所著书，久之闻其谢世，深用哀悼，悔未能早日通问，颇思为怀旧文字，因循未就。及学昭整理日记，知笔者与之素稔，因以为问。当时记得其论文集中似有其所在单位名称，乃翻箱倒箧，以家中狭隘，乱书堆中，竟未找到，而我单位图书馆又未藏渠书。模糊记得似为吉林某院校，以挂号信试询，终不得复。不得已如实致复。涓埃之力，犹不能尽，内疚殊深。这次书出，竟在第6册第107页注中得之，其详尽之处亦远非所提供之线索所能及。因念吴先生交游遍海内外，时间跨度亦大，所须检索加注何止千百。笔者于一旧识尚未检得，若检出千百陌生人须多少劳动，可想而知。又闻吴师母高年长期卧病在床，学昭亦早逾壮岁，乃能于奉侍汤药，调护眠食之余，尽心竭力，广事钩稽，多存故实，成此巨著。沾溉溥博，感受深切。岂徒出于家人父女间之孝心，以表彰先德；实亦出于如流求姊妹所言，“对祖国文化遗产的责任感”；而成于克服困难之顽强坚韧力。两书既问世，学昭、流求、美延，均表示盼望得到“指正”。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其有以副之。
居常与人言：1931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，加害于我国者，至深且巨。其灭绝人性之践踏蹂躏，无所不用其极。于我国累世积起之人、财、物力，肆意掠夺摧残。劫后江山，疮痍满目，更加重再建家国的困难。然而中国人民，创巨痛深之余，奋起自救。陈寅恪先生颠沛流离，重要藏书笔记，丧失殆尽，宿疾加剧，视力丧失，万里求医无效。归帆甫卸，喘息未定，即投入教研，仍兼任两系课程。同时学者，亦多倍加努力，重理旧绪。然兵燹之后，百事待举。加以时光流失，精强损耗，每不能及身尽偿宿愿。未竟之业，正赖家人子弟，门下徒侣，完成遗志。虽然，机遇无准，此事又谈何容易。即如张子高先生?、邓叔存先生以蛰，遗著尚待董理，唯有期诸将来了。
总之，学术乃天下之公器。百年多难，文献历劫，亟待抢救。深望世之尊师重道之门生弟子，爱亲尽孝之子女孙曾，能尽心竭力，重理先业，公之于世。绝不可畏首畏尾，踟蹰不前，坐失良机，后悔莫及。要知“人之欲善，谁不如我？”“举尔所知；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亦望出版部门之编审、责任编辑、校对人员，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，层层把关，协助编著整理者，尽量把错误消灭在出版之前。更望世之关心祖国学术文化事业之专家学者，各出所长，对于新出前贤遗著，苟有纰漏或不尽妥善之处，当仁不让，无妨求全责备，严加纠弹；或拾遗补阙，罄其所见。亦可指导从学者助成之。总期共襄盛举，使好事终能落到实处。庶几吾国精神文明，在历经磨难之后，日就月将，积渐光大，则屹立寰球学术文化之林，重振雄风，为期当不远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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